文| 徐媛

近日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建议，提高个税起征点至1万元。她认为，提高个税起征点可切实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，让群众有钱消费更是促进消费、驱动经济“内循环”的动力。这一提议引发极大关注，一度登上微博热搜。

这一话题已经不新鲜，自2018年以来，董明珠连续提议将个税起征点提至1万元。在当下疫情的背景下，特别是内循环战略提出的情况下，提高个税起征点，减轻工薪族个税负担，对于释放民众的消费潜力，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。

一般而言，个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，主要依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水平、劳动力负担系数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(CPI)三大要素测算。2019年的个税改革，个税综合所得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至5000元，加上子女教育、赡养老人、住房贷款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，让广大公众享受到了税收减免的优惠。但事实也表明，上一轮个税改革释放的消费潜力有限，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有了新的变化。

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，素来被认为潜力无限，而实力欠佳，居民的消费能力匹配不上经济的发展速度。数据显示，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，首次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。但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8.8%，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70.1%。作为对比，美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60.5%，美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87.0%。中国居民的消费意向明显偏低，用于消费的钱更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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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意味着，国内的消费潜力面临明显阻碍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偏高的债务负担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。消费能力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和可消费的资金，债务一多，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减少，消费能力下降。

去年，中国人民银行一项针对3万余户的城镇居民负债情况的调查显示，2019年，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债务收入比（居民家庭的债务余额与其年收入的比值）为1.02，略高于美国0.93的水平。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，为56.5%，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，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，占比超过七成。

月收入一万元以上的中产阶级群体，正是参与购房的主要群体。尽管国家一直在挤压房产泡沫，住房价格仍不断攀升，部分大城市的房价和收入之比突破10，房贷的支出对其他支出项目形成挤压效应。这一部分群体的消费潜力已经被房价严格地抑制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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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疫情影响之下，居民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减少，物价却普遍上涨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，2020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（CPI）上涨了2.5%（一般定义CPI超过3%为通货膨胀）。食品烟酒价格上涨8.3%，鲜肉价格上涨7.1%，一直备受关注的猪肉价格上涨了49.7%。虽然物价总体上有条件保持稳定，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，全民消费观念普遍趋于保守，省钱成为很多人应对经济压力的主要手段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2020年国民年均休闲消费(旅游、体育运动、网络直播等休闲娱乐服务支出)为5647元，其中，11.8%的人年休闲消费开支超过10000元，但44.4%的人一年休闲消费开支在1000元及以下。与此相对应的是，有数据显示，中国奢侈品消费逆势上扬，猛涨48%，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显现。

“个税起征点提高至万元”登上热搜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处于各种压力之下的人们心声的反映。要提升消费能力，就需要开源节流，开源意味着工资上涨，节流意味着税收减少。在收入减少、开源有限的情况下，节流自然成为了公众迫切的期待。

有反对声音认为，月入上万人群的总体占比较少，起征点从5000元提到10000元没有太大的意义。但对于个体而言，税收的减免作用立竿见影。在大城市，月入1万元只能勉强支持生活，扣除房租和日常消费后基本所剩无几。若是能够减免税收，这部分省下来钱可以用来看几场电影，去网红餐厅打卡等，改善生活质量。工资越高，起征点提高以后，税收减免的幅度越大，每年由此省下的数千元钱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是一笔不少的开支，足以提振他们的消费欲望和勇气。

在内需相对薄弱的当下，提高个税起征点，只是促进增收、刺激消费的一个手段，也是一个相对容易操作的手段。当然，要打通内循环，充分激活“14亿人口、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”，让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能真正服务于国内庞大的消费潜力，从根本上看，还是要抑制住房价格上涨，扭转经济结构，改善税收结构，让中低收入群体有条件增收，有能力消费。在这之前，提高个税起征点至万元，未必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一次有效的尝试。